假装我像空气一样存在。

我们为什么需要为自己辩护(二)

从现实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及其政府需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以便获得人民的支持,而支持的一方面是对政府执政效能的评价,包括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的评价,一方面则是对政府性质的认识,这个表达不正确,它实际上想说明的是政府对自身性质的表达在人民中所产生的反响,即人民是否支持政府用来说明自己合法性的理论,在西方是自由民主学说,在中国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人民是否相信这些理论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通常越是强大的国家越容易使人民的相信程度提高,因为相信程程度与对政府执政效能评价显著相关,这是一个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问题。但同时的反作用也存在。比如像现代中国,尽管政府执政效能尤其是经济效能显著,仍然会有相当高的不信任比例。这种不信任一方面是由于前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系统的失效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理论系统,它有着很高的逻辑自洽性,然却并不与中国现实状况形成完整逻辑,因此在很多时候失去了解释效力。一方面则是由于西方理论的入侵,我们不能在这个时代拒绝入侵,但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为我们自己辩护,而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高度的经济效能。有人嘲讽我们穷的只剩下钱了,但必须知道我们能用这些钱做什么,或者说,钱意味着什么。
自由民主理论的起点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认为私有财产得到保护是国家的起源,而自由的重要一点是财产自由,进而必须民主。然而为什么如今我们最大限度的获得了财产,却被批评妨碍了自由呢?因为所谓的财产自由实际上是有产者的自由,而为了保护无产者的自由所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归根到底只能保护少数的财产,这就对另外一个价值产生了干涉:平等。尽管自由平等总是并列,但越是到政治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就会越明显。所以到了现在,平等的价值不断被弱化甚至成为了自由价值的附庸。尤其是结果平等与机会平等的辩论出现并且后者取得胜利之后,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因为机会平等所在意的是人们在进入社会时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而人们的先天条件是不平等的,因此要获得机会平等只能依靠政府的安排。当问题一旦进入到政治程序中,这个问题对于自由者们来说变得更好办了,试图制造平等的机会出现在市场经济中,被指责为妨碍了人们的自由,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会这样,但社会是由自由者们控制的,因此这种行为必然会广泛存在。这是我们需要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之一:为平等价值张目。
更何况,在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经济领域中,剥削是广泛存在的,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不必多言。
而关于政治合法性辩护——政治理论的正义性,其实并不是永恒真理。20世纪的30年代凯恩斯主义流行,需要宏观调控。撒切尔上台之后适应低福利,因为高福利国家无法承受。当他们跟我们合作时他们说经济自由不应当被干涉,当他们反对我们时他们说政治正义必须维护。一句话,政策可以千变万化,立场可以反复修改,但只要理论的正义性是不变的,对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就仍然是有效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套能够为自己辩护的理论,它在逻辑内部是自洽的,与政治现实也是相容的,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只要拿出来,就可以说明我们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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