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装我像空气一样存在。

我们为什么需要为自己辩护

美国独立战争硝烟散尽之时,面对马萨诸塞州谢斯起义的枪炮声,那些曾经在战争中将理想与自由作为口号的人在短时间内转向了另一边:汉密尔顿与亚当斯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从各方面,他们反对民主,提倡工业主义。认为普遍流行的工业主义将使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对于农业平均主义的批评与对旧贵族制度的提倡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与他们相对应的是著名民主主义者杰斐逊,曾经的《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至今美国人民仍然感念他的坚持,然而对于汉密尔顿与亚当斯等人人,感情则要复杂的多。《联邦党人文集》对于美国政治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美国人从不讳言国父们的伟大教诲。然而从事实上来讲,美国走向了与国父们设想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当权派,在以后的时代,他们是对执政党有所裨益的在野党。时代给了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们的功绩。
我现在无法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建国之初的美国有多么想象。我能做的仅仅是简单的类比:尚未完全建立的工业体系,社会范围内难以形成的共识,行政司法的不成熟,官僚主义烙印与贵族政治残余如出一辙。尽管论据不堪一击,但我仍然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前提假设来讨论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联邦党人的存在?
我无法否认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的广泛魅力,更无法否认自由观念是怎样让某些人如痴如醉。但我却愿意让这些观念暂时后退一些,我所倚仗的恰恰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简单来说,我更愿意看见一个强大且有足够力量的中国,然后才能去思考民主的事业。这种想法最可能遭受的批评是功利主义与保守主义,而我恰恰认为这应该是必要的。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谢斯起义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害怕。试想,你以人民的名义来号召人民反对宗主国(我们暂且不管这号召是否真心),成功之后面临的却是人民反对的现实。谢斯和他的小伙伴们曾经是独立战争的老兵,而这些穷苦人的起义席卷马萨诸塞州让联邦主义者们心惊:这是民主的力量。所以仇视变得理所当然。但与其说是民主的力量,不如说是当时的美国根本无法承受民主的实验经费。因为众所周知,民主相随而来的是低效,而低效带来的是贫穷,贫穷带来的是反抗。所以汉密尔顿,亚当斯等人从战前的独立自由主张转为联邦主义,主张削弱民力以便尽量有利于少数聪明人的统治。同时工业主义的倡导使得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为了经济而牺牲政治正义,是一种十分必要后来被证明十分明智的选择。
然而不是所有时代的人都有魄力做出这种选择。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言必称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髦甚至于思想正确。即使是反对者在面对民主风靡的种种非理性后果时都要首先举手投降说一句我并不反对民主。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拔高民主是否有必要是我所想说的另一个问题。乌克兰与台湾很好的告诉了我们没有金刚钻揽下瓷器活是什么下场,而我们不妨先想想现在的人均GDP,想完之后再想想我们的国土有多大,我们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位置。然后再去想民主的事情吧。
在想民主之前,我们要做的则是加足马力不断发展,不光是经济力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遇到的各种指责,但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时代应该做的事。而这需要有一些人冒着批评去做一些不讨好的事,甚至这些事在以后的时代也会遭遇恶评,但却一定要做,虽然这样的人是现实主义者,但却为了一个更远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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